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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悲剧和善的脆弱性——评《我们与恶的距离》

2020-06-25
命运、悲剧和善的脆弱性——评《我们与恶的距离》

红爆一时的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上月播出大结局,其中应思聪因拒绝吃药而发病,哭着问宋乔平︰「为甚幺是我?」宋乔平眼泛泪光答︰「可能因为你比较勇敢吧。」这段情节逼哭了许多观众。饰演宋乔平的林予晞更在脸书透露,这段对话原来不在剧本之内,是两人临场反应,令原本感人的画面更增添几分真实的人情味。然而,乔平这句暖回,细想后会发现有些情理不通,毕竟为何思聪比较勇敢就需要承受疾病折磨?这是他活该的吗?又,为何我们会为这句话而感动?在本文里,我将从美学和哲学角度拆解这些问题背后关于命运、悲剧和善(Goodness)的脆弱性。

悲剧命运︰生命的偶然性 vs 为甚幺?
应思聪刚出道便获得新锐导演国际大奖,又有女友在身边鼓励和支持自己,可说是事业爱情两得意;但好景不常,事业开始碰壁、无法完成拍摄、女友离世、不自知罹患精神分裂症。这一切都来得太过突然,没有人来得及反应,当思聪被发现有病时,已在精神病院中遭受五花大绑。

突如其来的厄运总令人震撼与恐惧,任何人都想躲开它,但它迟早敲响我们的门,迫使我们怀疑人生提出各种质问:为甚幺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何是我遇上这种不幸?我亏欠了谁?这些问题一再在我们脑海里出现,因为它不符合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正如哲学家休谟所揭示,我们生来就喜欢为各种事件寻找因果序列,这是人类基本的心理特徵。然而,生命总是充满偶然和意外,它们本身就缺乏明确的坐标告诉我们事件是怎样发生,又具有甚幺意义。「为甚幺?」这类问题注定没有答案,但我们无法停止追问,因为我们需要逃离混乱,想要理解和解释自己遭受的事情。

思聪也一样,自从他知悉自己有病后,便没有停止过追问:「为甚幺是我?」在这令人心碎的一再诘问之中,揭露的是人类的普遍慾望:渴求生命按着特定可预测的轨迹进行,而不想遭遇到偶然无意义的厄运破坏生活。应思聪的痛苦正正不只在于他的病患,更在于他意识到自己的痛苦没有任何意义。应思聪有很强的病识感,他知道自己有病,他知道那些幻觉幻听是假的,但他却无法令之消失。尼采曾说:「痛苦的无意义,而非痛苦本身,乃是至今仍笼罩人类的诅咒。」[1] 当一个人意识到与自己处于异离的状态,当痛苦不带任何意义入侵我们的生命,它就像纯粹的嘲弄和惩罚,令人完全无法理解,也无从克服。

重新敍事︰对命运肯定的悲剧英雄
这正是悲剧命运的典型定义:理性无法理解,也无法克服,因为它不带任何意义和目的,它纯粹偶然 [2] 。

命运的偶然性使得我们无法理解和控制,它纯属荒谬;但难道我们只能坐以待毙吗?为了克服这种困难,人类发明了自我敍事,把原本没有目的和意义的事件敍述成具有因果和意义——即使这没有使困难变得容易应对,但至少能让我们理解。因此,遭遇厄运的我们总问「为甚幺」,应思聪总问「为甚幺是我」,两者都并非要一个客观科学的答案,而是一个可以重新自我理解的故事。

事实上剧中曾给予过回答。凯子和思悦吵架时,凯子把憋着的心底话说了出来:「我妈说,得了这种病,就是因为祖先做了缺德的事情。」这一幕应思聪有站在门口外面,他应该听到未来姊夫的这句话。应思聪自然没法接受这个答案,否则他会沦为一个纯粹承受祖先过错的罪人。他需要另一种敍事。在经典一幕里,思聪继续追问为甚幺,这时乔平给了一个意想不到但意外温柔的回答:「也许因为你比较勇敢。」

然而,为甚幺这句话特别令人动容?难道思聪比较勇敢就需要承受这种病吗?有网友也在林予晞的帖文底下提出相同疑问:「听到(这个答案)的时候我有点错愕,为甚幺是我?为甚幺是我们?因为我们比较勇敢吗?听起来像是我们拥有比别人好的特质却要承受更多痛苦,为甚幺?」没错,如果用道德和现实的角度审思这句话的意涵,这个原因确实只会令痛苦者更加难堪和不解;但如果用同一準则角度检视,难道思聪问为甚幺是我,而不是其他人时,也是在希望其他人去受罪吗?

强调思聪「比较勇敢」,并非要表明事实怎样发生,而是让思聪有新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遭遇的命运:他不再是一个可怜的病者,也不是承担过错的罪人,而是一个有勇气能面对命运的英雄。这种敍事方式正是古希腊诗人面对悲剧命运的方法:英勇地肯定和承受命运,来驯服对命运的可怕和恐惧。

古希腊文化认为悲剧命运是人类有限性的特徵,人注定无法摆脱,唯一能做的是通过审美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理解和忍受这些痛苦。这种方式就是充当「悲剧英雄」:肉体的磨难纵然已经迫使个人陷入几乎疯狂的恐惧和绝望,但如果能接受自身的命运,以一种悲剧式英雄的角度重新理解自我,藐视命运的嘲弄,便能使自己由绝望的弱者提升成哀婉动人的英雄角色,从而令痛苦折磨获得宣洩和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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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发明「自我敍事」,把原本没有目的和意义的事件敍述成具有因果和意义。


观众为甚幺感动?古希腊悲剧美学、同理和净化
当悲剧命运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用无情的力量践踏有意义的生命,人便会陷入极度的痛苦和崩塌之中。然而,痛苦和崩塌正好表露出事物的真实本性,思聪从没有放弃自己,他跟病床中的父亲说:「爸,加油,我也会加油」,他也没有放弃理想,继续发展自己的艺术才能,在结局中以画画维生。生命的真实性没有因命运无意义的嘲弄中丧失。在命运面前,「我们不是弱者,我们比较勇敢」,这正是我们感动的原因。

有趣的是,为甚幺有些观众听到乔平的对白后特别感动并获得情绪上的释放排解?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给予过解释:面对悲剧戏剧,观众会产生同情心和对厄运的相关恐惧感,但只要受得住这波情感磨难,观众便能获得心灵上的「净化 」(catharsis)[3]。古希腊诗人面对悲剧命运,便是以悲剧戏剧来达到心灵净化,以艺术超越现实的悲剧。

同理,当我们看到思聪遭受不可理喻的精神疾病折磨,我们潜意识都清楚知道自己有天也可能面对类似厄运;但剧中的思聪从未放弃,他经受起厄运的考验,证明了人的尊严和伟大,这同时也向我们说明自己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而坚定活下去;只要活着,就可能重建自己。

善的脆弱性:认识命运的偶然性是人的独特性
以悲剧英雄的方式接受命运也许能提供个人精神超越的出口。然而,不论是从《伊底帕斯王》的悲剧结局还是推祟这点的尼采的生命结局来看,都显示出再崇高的英雄也不总是有能力承受命运的重压。归根究底,这种方式只能超越无意义带来的痛苦,不能解决实质存在的生活难题,而且也不是人人能在意识上做到这一点。

人生的偶然性,是人类共同的命运,故而古往今来的哲人和文人从没有放弃对它的敍述和克服。对此有深刻理解和研究的哲学家Martha C. Nussbaum便指出,我们首先要接受人生的偶然和意外。Nussbaum认为,我们的善(Goodness,意指美好生活,并与道德、美德、伦理等观念有很紧密的关係)非常脆弱,因为它们需要各种外在条件和资源才能实现,这其中还包括无法控制和预测的运气 [4]。

人类生命中最重要且最宝贵的爱、友谊、快乐,要获得它们都需要天时地理人和的配合,这一事实表明美好的东西格外脆弱,随时受到遇然的事件摧毁。然而,Nussbaum认为这种偶然性同时也是人类行动选择和幸福的必要条件;因为「凡事皆必然」意味着可能性的封闭,人无法从中选择;也因为幸福的脆弱性,所以我们才懂得珍惜。因此,偶然性一方面使得人类和幸福变得脆弱,另一方面却使得脆弱的人类具有独特的价值和魅力。古希腊人非常清楚这点,也是为甚幺希腊神话中的诸神总是常常展现出对人类的嫉妒,因为祂们的无限和大能是无法获得像人类一样脆弱但珍贵的生命经验 [5] 。

当然,认识到这点并不等同要服从所有降临于我们身上的偶然事件,也不等同能解决我们无法控制的命运,只是至少能令我们不否认自身存在的本质。哲学和文学的重要任务正是向我们提醒这种存在的偶然性,因为当一个人连自身的存在也不理解不接受,将更无法面对突如其来的厄运。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悲剧命运的解方
命运是个抽象、难以捉模的神秘概念。人类之所以命名它,是因为想克服生命的偶然性,控制自己的生命,令自己成为自己生命中的真正主人。只是,没有偶然性提供开放的可能性,人就无从选择,经历自己编写选择的人生。这正是一种人生悖论。

哲学家柏拉图认为面对日常的不稳定和偶然性,我们应该高求自足、稳定、值得追求的生活;其中他推崇的是个人的理性生活,因为只有理性才不用借助外物而活动,它不同于慾望、爱情、与人之间的关係或各种日常事物,受制于外在事物和偶然事件;因此当我们把理性视为至高的善(美好生活的目标)而追求,就不用害怕突如其来的厄运摧残自己的美好生活。[6]

然而,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却不提倡这种哲人式的孤独漫步,他反道强调人本质上是政治的生物 [9] 。这里的「政治」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係,即没有人是能够孤独而自足,我们是一共同体,共同分享和承担着同一命运和生活。亚里士多德承认偶然性会破坏我们的美好生活,例如一段爱情需要相遇、互相信任、合时机的沟通,这些都受到偶然的机遇影响。

美好生活有一定程度取决于运气,但我们无法控制运气;为了令生活变得相对稳定幸福,亚里士多德提倡培养美德、共同体的共同分享和承担,以及建立良好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城邦生活)。有了美德例如生活中的智慧与勇气,人就较有能力应对偶然事件;当人们一起共同分享爱、关怀,分担痛苦和不幸,就能从共同体中获得超越个人的力量;当一个社会拥有良好的制度和文化去保障弱势、受苦者,人类的磨难自然会减少。

《我们与恶的距离》不是讲述一个战胜恶的美好故事
《我们与恶的距离》一直提醒我们这种亚里士多德的视角:我们是一共同体,我们鄙视、害怕、憎恨的恶,其实和我们的距离并不远;我们社会的制度和文化之中(例如王赦律师常常提到的医疗制度和人权意识)充满贫乏和缺陷,若然不加以反思和纠正,人类的苦难仍然会持续不断。

面对厄运的来临,只有当事人才能明白其中痛苦,但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痛苦并非只属于个人,而是大家都有可能经历和体验,也是大家应该共同承担的。第八集的主题「众生皆有病」更点明了这个意思:在这日渐荒诞不公、压力巨大的社会,像思聪一样的精神病或情绪病患者,是多不胜数的。正如卡缪所言:「我反抗,故我们存在。」[8] 当我们真正意识到各种社会文化和制度的缺陷,一起加以反思、抵抗,我们就不再是独身一人。

「为甚幺是我?」 「可能因为你比较勇敢。」这段对话感人肺腑,也振奋人心;但现实并没有结局,《我们与恶的距离》也不是讲述一个战胜恶的美好故事,它只是指出我们将来必须还要做的事情:面对人类的恶和苦难,面对悲剧命运的折磨,我们也许不可能成为圣人,但还是必须拒绝低头,并竭尽全力认识恶的根源、理解弱势的苦难,改善社会,共同追求善与美好的生活。



[1] 引自 Friedrich Nietzsche (2010).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 and Other Writings: Revised Student Edition (Cambridge Texts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2nd Edition

[2] 这里的「悲剧命运」主要指生命中遇上突如其来的灾难性或糟糕事件,其中并不必然包含「古希腊古典悲剧(作为艺术形式理解生命)的意识」的意涵。特别一提,古典悲剧戏剧与现代悲剧戏剧的艺术形式与主题也不尽相同。

[3] 关于亚氏的净化论有不少诠释争论,本文无意介入,只用回常见的中译「净化」一词,并取其中一种诠释。详情请参考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3] 参考自 Martha C. Nussbaum (2001). 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 Luck and Ethics in Greek Tragedy and Philosophy (2nd Edition)

[4] Jos de Mul (Author), Bibi van den Berg (Translator) (2014). Destiny Domesticated: The Rebirth of Tragedy out of the Spirit of Technology

[5] 同上

[6] 参考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7] 引自卡缪《反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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